白宫预测全美新冠死亡人数为10万到24万 专家质疑


上述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立即派出督导组赴当地开展疫情处置督导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当地已按照要求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规范措施进行处置。目前,疫情已处置完毕,疫情调查和追溯工作正在进行中。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

她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紧急情况下学习是困难的,但COVID-19疫情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已经很清楚了,当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一种病原体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时,高举地方自由旗帜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国家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有在基于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今后对‘COVID-19’的反应不仅要全国性的,而且要理性的。”4月4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71场召开。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了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相关情况,其中有一病例为美国留学生,在疫情高发国家仍进行多国旅行,并接触过发热和确诊病例。

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Michelle M. Mello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系副教授Rebecca L. Haffajee联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在线发表观点文章“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她们在文中明确表示:新冠肺炎COVID-19已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主要弱点。

截至4月1日,距离美国首次报告COVID-19病例已经过去了72天,33个州和数十个地方发布了“在家办公”的命令,还有少数几个州简单要求非必要的企业关闭,但有些命令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许多司法管辖区继续允许普遍不遵守CDC发布的社会距离建议(例如不得举行超过10人的聚会),作者们提到,“拥挤的春假海滩、自由旅行、开放学校和托儿所、销售不必要商品的繁忙商店、年轻人中的体育活动、孩子们还在公园聚集,这些都是证明。”

“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在一周之前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唯一一个确诊超过20万的国家,最新数据则已超过24万。而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蔓延只用了74天时间。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

据庞星火通报,某女,在美国留学。2月29日从美国底特律飞往荷兰鹿特丹,3月8日从荷兰鹿特丹乘火车经比利时布鲁塞尔至英国伦敦。9日至16日与同行的老师、同学共16人赴伦敦城南、城东、西南部小镇、某郊区庄园、圣保罗大教堂和格林威治等多地参观。17日从英国伦敦出发,经埃塞俄比亚转乘埃塞俄比亚航空ET604航班飞往北京,19日抵京,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隔离观察。26日出现咽痛,未报告;29日出现咽干,未报告;31日隔离点对观察对象进行新冠病毒核酸主动筛查,4月1日患者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送至北京小汤山医院就诊。结合患者境外旅行史、肺部影像、血液检查等其他诊断依据,3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患者自述,与其同行赴英的16人中,1名美国籍学生于3月14日发热,1名美国籍老师于3月30日确诊。

然而,在非常时期,各州和联邦政府可以启动紧急权力,以扩大其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能力。截至2020年3月27日,所有50个州、数十个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宣布了COVID-19紧急状态。由此产生的行政权力是广泛的,它们的范围从停止商业活动到限制行动自由,到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征用财产。